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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經濟7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親歷者張卓元:“市場經濟”終于寫入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推行經濟體制改革中理論和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演進軌跡,與改革實踐的不斷拓展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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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改革的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勾畫出了改革的藍圖和基本框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推行經濟體制改革中理論和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演進軌跡,與改革實踐的不斷拓展相輔相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重大理論創新,闡明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解決了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關鍵理論問題,為中國的改革發展鋪平道路。

p122 1992 年11 月18 日,北京市第一個固定的人才交流場所——北京人才市場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正式開業。它是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人才合理配置和使用而設立的。新華社

1992年11月18日,北京市第一個固定的人才交流場所——北京人才市場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正式開業。它是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人才合理配置和使用而設立的。(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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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終于寫入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建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市場化改革是漸進式的。從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研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確立,大體來說,經歷了三個步驟:第一階段是在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第二階段是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第三階段才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而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在形成的過程中,引起學術界諸多爭議。

爭議隨著黨的十四大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云開霧散: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改革的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又進一步勾畫出了改革的藍圖和基本框架。

爭議中確立“商品經濟論”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在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我國經濟學界,一直有人寫文章提出和論證上述判斷。例如,1982年當時有的同志發表文章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屬性”,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對。持反對意見的同志說:在我國,盡管還存在著商品經濟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否則就會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

自那以后,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文章銷聲匿跡。

但是,真理的聲音是壓不下去的。1983年以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以其更強烈的現實背景、更充分的理論論證,重新走進大眾的視野,吸引著千百萬人的注意。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對我國經濟界和理論界多年的爭論,作了總結,以黨的決議的形式,肯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就使我們的研究和討論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市場經濟論”的選擇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確立以后,經濟學家沒有就此停步,而是繼續探索。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經濟學家進一步提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應明確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市場化改革。內容包括:企業應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價格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價格體制,建立和發展包括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宏觀經濟管理要從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等。

1986年,有文章認為,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模式,主線是國家掌握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或者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上世紀90年代初,吳敬璉等學者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對新體制的框架作了比較詳盡的論證。

1992年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闡述了他對計劃和市場問題的看法。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報告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標志著對經濟改革理論的認識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確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1989年之后,有的經濟學家對市場取向改革表示懷疑和否定,主張從“市場取向”轉為“計劃取向”。調子最高的是:“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市場化”就是“自由化”、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等。

不過由于大部分經濟學家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也由于1990—1991年鄧小平幾次講話,明確指出“不要以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都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等,這場理論爭論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中共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究竟是怎樣的?其基本框架是怎樣的?有哪些構成部分?所有制結構是怎樣的?分配關系是怎樣的?市場關系是怎樣的?宏觀調控是怎樣的?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在1993年召開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來解決。

起草時遇到最大難題

我有幸參與起草了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正式起草文件我記得好像是從1993年6月1日開始的,那天江澤民同志來給我們作報告,講了總的要求。十四屆三中全會起草組當時有二十幾個人參加。溫家寶同志(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是起草組組長,曾培炎同志(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和王維澄同志(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副組長,下面分設幾個小組,大概共有10個題目。我跟鄭新立、高尚全三個人一個組,我們這個組負責的是“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

起草時,我們盡量把經濟學家的許多改革理論吸收進來,盡量把大家的研究成果在文件中反映出來,指導中國的深化改革,推動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在起草過程中,當時最難攻克的問題之一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確立企業改革的方向,這個觀點大家是一致的,但是現代企業制度有哪幾個基本特征卻反復了好久,以至于到最后,我們還把原國家經委的幾位領導請到玉泉山,反復商議研究,最終將“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寫入了文件。現在看來這4個特征非常正確,尤其是把“管理科學”算到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是非常正確的。

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的起草是從1993年6月開始,到11月結束,大概有半年的時間。1993年11月11日—14日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包括: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了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以上,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五大支柱。

(本文為《中國經濟周刊》2009年的報道)

編輯:王紅茹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2019年第18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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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何穎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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