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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經濟70年·“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親歷者楊毅強:中國航天三個20年背后的科技推動力

1988年,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指引下,中國科技發展逐步推進、快速提升。1995年,江澤民在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闡釋他對科技的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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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1988年,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指引下,中國科技發展逐步推進、快速提升。1995年,江澤民在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闡釋他對科技的深刻洞察。2016年5月,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說:“我國科技界要堅定創新自信,堅定敢為天下先的志向,在獨創獨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戰最前沿的科學問題,提出更多原創理論,作出更多原創發現,力爭在重要科技領域實現跨越發展,跟上甚至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戰略主動。”載人航天、蛟龍入海、高鐵出國……一大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高科技成果已經挺起了中國人的脊梁。

p107 2010 年8 月27 日,我國第一臺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首次突破3700 米水深記錄。此后,接連取得5000 米級和7000 米級海試成功。新華社

2010年8月27日,我國第一臺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首次突破3700 米水深記錄。此后,接連取得5000 米級和7000 米級海試成功。(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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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三個20年背后的科技推動力

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歷程,生動詮釋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英明論斷。

我在1987年進入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當時航天事業還處在最低谷。新中國航天事業的歷史總共有63年,我經歷了其中的31年,大致是一半時間。

起步:錢學森為中國航天事業留下了哪些遺產?

如果將中國航天60年的歷史分成3個20年的話,1978年之前的20年算是起步,但是那個時代留下了兩方面難能可貴的東西。

第一方面是那個時代建立起來的完整的科研生產體系,一院(編者注:即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又叫型號院,戰略導彈和運載火箭研發都在這個院進行。它的基本構架除了院本部,還有總體部、設計所,也就是火箭各個系統的設計所,還有很多“7字頭”的專業所,比如703所就是材料工藝所。此外,還有試驗站和對應的廠,和蘇聯的模式非常一致。

第二方面是錢學森留下了一套航天管理理念,總結起來就是兩條:第一條是系統工程,第二條是技術民主,這是一直堅持到現在的。

系統工程的核心首先就是一切服從總體,用俗話講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具體體現便是總體設計部,通過這種組織機構的設置,保證航天這樣龐大工程的最優化;其次就是所有項目的研制都要有嚴格嚴謹的研制程序,1963年錢老就在東風3號導彈研制時提出制定了嚴密的研制程序,錢老尤其提出要進行充分的地面試驗。

錢老留給我們的第二條理念技術民主,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比蘇聯強,比如近幾年俄羅斯的航天事業一直在遭遇挫折,除去經濟低迷、人才缺失等原因,最大的問題出在管理上,靠設計人員無限負責帶來的問題就是極端的不穩定,出現了很多低層次的問題,比如火箭的速率陀螺裝反了,就是因為他們不是靠一套嚴密的體系文件和作業文件來考核,而是靠人。

騰飛:中國航天為何在20世紀90年代遭遇挫折?

從1978年到1999年這20多年,中國航天走過了一個很艱難的過程。

“文革”結束后科技事業煥發了青春,特別是從1978年到90年代初的十幾年是收獲的季節,比如成功完成了第一顆通信衛星發射、向太平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水下發射巨浪一號導彈這幾項任務。

但是從90年代初到1999年,卻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那時我們出現了很多次失利,于是就開始反思其中的原因。

當時我們在反思時用了一個通俗的說法:“舊的丟了,新的沒學會。”什么叫“舊的丟了”?就是過去靠搞大會戰、靠階級斗爭,那時一院的主力是1960年到1965年的大學生,他們學會了蘇聯的那套東西,靠人的極端負責來干事,這批主力到90年代正好是退休的時候,而“文革”十年沒有大學生,也就意味著有整整10年的斷層。隨著這批人的退休,老的、蘇聯的那套東西沒有了,但是美國等發達國家依靠體系來管理的方式還沒能學會,這造成當時多次失敗。因此我認為當時最大的收獲就是建立起我們的一套質量管理體系。

比如那時我們講得最多的就是技術歸零——定位準確、機理清楚、問題復現、措施有效、舉一反三。

首先對問題的定位要清楚。其他工業領域在出現問題后首先想到的是更換,比如一個燈泡壞了,會換掉它,但是很少深究它為什么壞掉。航天本身是高風險行業,特別對運載火箭來講,要么成功、要么失敗,不存在更換的可能,所以定位必須準確。其次是機理要清楚,也就是為什么會出問題?再一個就是問題復現,找到問題后還要將其復現,然后還要有措施,進行驗證。最后是舉一反三。

此外,我們當時還有一個理念:所有的技術問題背后都有深層次的管理問題。比如有一次在西昌發射場靠人抬一個關鍵部件時把部件摔壞了,這是個嚴重事故,但如果簡單歸因為相關人員責任心不強就太武斷了,其實背后有兩件事值得深思:第一,崗位配置是否合理。比如相關人員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凌晨3點,當天上午又忙了8個小時,這就是在人力管理上存在問題。第二,在手段上能否用機器代替人?

所以我們當時就提出了管理歸零,即過程清楚、責任明確、措施落實、嚴肅處理,最后完善規章。我認為在這方面美國人的嚴謹值得我們學習,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比如美國人吊一顆衛星,有二十幾張表格,明確了每個人的職責,在掛鉤和掛點之間肯定有標識??贍芷鸕踔恍枰環種?,但準備需要半個小時,因為要吊起的不是一塊磚頭,而是高價值的航天器。美國人依靠一套嚴格的體系文件一方面可以控制很多風險,同時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開對工作造成影響。

因此我們在90年代經歷了一個從強化管理向規范管理的轉變。所謂強化管理,就是依靠懲罰,而規范管理就是依靠一套嚴格的規范,由此中國航天開始建立自己的質量管理體系。

比如從源頭抓產品質量,航天元器件從選用開始,到選完后的訂貨,再到復驗,一直到安裝之前的檢查,是一個很長過程。例如在復驗環節,購買了100個電路,會隨機抽出10個做破壞性試驗,如果其中一個壞了,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果說兩三個都壞了,那這批電路可能就報廢了。

這套嚴密的制度保證了我們在后期很少出現失敗??梢運蕩?978年到1999年是騰飛階段,同時我們也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斷層、人員流失的陣痛。

跨越:成為穩居第二梯隊的航天大國

90年代時,中國跟法國、日本、俄羅斯、美國相比差距還比較大。但經過多年的跨越式發展,我們已經成為航天大國,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重大工程的實施,比如人們熟悉的載人航天工程;再比如探月工程的繞落回,其中“繞”和“落”已經實現;再比如以北斗為代表的重大空間設施的建設;另外就是新一代運載火箭的研制。

新一代運載火箭分為長五、長六、長七、長十一四型。長五的特點是“大”,低軌運載能力可達25噸;長七為中型火箭,低軌運載能力為13噸左右;長六和長十一都是小型火箭,長十一也是唯一的固體火箭。

在長十一立項時,很多人認為固體火箭沒有用。當時我們就提出來,一方面是滿足國家的一些應急需要,剩下就是滿足商業化和國際化的需要。固體小型火箭集成很快,如果把發動機和其他部件都做好存放在倉庫里,6個月內可以完成組裝,運到發射場后可以在7天內完成發射。這對于有快速組網需要的小衛星很重要。

另外,固體火箭還有價格優勢。目前,國外發射衛星每公斤大概30萬元到40萬元人民幣,國內每公斤十幾萬元到20萬元人民幣。固體火箭發射衛星的價格相對便宜,長十一的價格大概為每公斤15萬元左右。

長十一已經成功發射了多次,長五、長六、長七的首飛也都取得了成功,新一代運載火箭為后面的長九,也就是登月火箭的研制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我做過一個統計,1970年到1978年共發射了12次火箭,1979年到1999年間完成第54次發射,2007年完成第100次發射,也就是在2007年以前,用30多年的時間打了100發火箭,2014年完成第200次發射,也就是7年的發射次數頂前面幾十年的發射次數。再從中國在軌衛星數量來看,目前是200顆左右,僅次于美國。航天大國的地位就是靠這些指標體現出來的。

中國航天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自主知識產權和有梯次的隊伍,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東西。

(口述:楊毅強 撰稿:《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陳惟杉)

編輯:陳惟杉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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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何穎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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